追溯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源——杨鑫辉教授专访

编者按：杨鑫辉，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心理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等职。杨鑫辉教授曾兼任江西省人大代表、江西省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委会主任、江苏省心理学会高级顾问、《心理学报》编委、《心理学探新》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客座教授等学术职务，获国家人事部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批中国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会士等荣誉称号。杨鑫辉教授著作等身，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著作《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参与主编的首部《中国心理学史》时至今日依然是学习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权威教材。杨鑫辉教授躬耕于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与潘菽先生、高觉敷先生、燕国材先生等同仁携手创立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以推动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为己任，开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之先河。本刊特邀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李锐，就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对杨鑫辉教授进行了专访。

追溯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文化根源

——杨鑫辉教授专访

 作者简介 

杨鑫辉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锐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摘要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是中国心理学家自觉自发的创举，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学术体系，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实践证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是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和应然。作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的创建人与参与者，杨鑫辉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对此进行的整理和发掘工作，是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为范本进行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需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统一、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关键词

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心理学思想史；心理学中国化

目录速览

一、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立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二、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相关问题与思考

三、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看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期间提出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伟大命题。作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始人之一，杨鑫辉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对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有过深入的思考与持久的行动。秉持“治史之意不在古，论古之旨却在今；通古变今，昭示明天”的宗旨，杨鑫辉教授的学术活动以历史与文化的视角，为奠立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之基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本刊之约，笔者（以下简称“李”）就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与经验探索这一主题，对杨鑫辉教授（以下简称“杨”）进行了专访。

一、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立与中国古代

心理学思想研究

李：20世纪您与高觉敷、潘菽先生等前辈同仁携手创建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请您谈一谈其中的始末缘由。

杨：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创建，是心理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近代以降，中国人在完成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之大任的同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文明，知识界快马加鞭地学习西方科学。西方科学心理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大量吸收了物理学、生物学之经验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严密的概念体系，颇具现代科学之型格。在科学界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心理学家终获学术自由，迫切地投入中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中。当时的中国社会，重建经济文化生活秩序的现实任务也需要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众多心理学同仁不约而同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若照搬发祥于西方社会的经典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原封不动地用之于彼时国内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必定会水土不服。心理学发展迫切需要中国化与本土化，这其中既包括研究问题之中国化，也包括研究理论之中国化。无疑，这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非一辈人之力可达。

正因如此，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才浮出水面。高觉敷先生曾言：“我们不但要懂得心理学的今天，还要懂得心理学的昨天；懂得了心理学的昨天才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心理学的今天。”[1]与西方心理学别无二致，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建设，也当是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之基石。机缘巧合之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心理学同仁在1980年重庆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学术会议期间，就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诸多事项达成了共识，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学术骨干和青年学者开展了系统化的工作。

李：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似乎走过了一条“西学东渐”的科学传播之路，对于这一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杨：探讨一个学科的发展历史，是无法脱离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孤立地去看的。就世界范围而言，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乃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在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是其重要的发明，文明进步的核心问题是让人类社会更为高效地“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塑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是首要任务，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借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所谓身先心后，心随身来，当人类将目光转向自己，拷问内心，由此生发出另一个问题，即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与自己相处，以及如何与作为群体的他人相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就是现代心理学。西方当代心理学在第二条追问之路上，毫无悬念地捡起了科学这一利器，故成其为科学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就以物质为第一性，坚称心理的本质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本质乃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科学心理学强调经验的可重复与可验证，实验科学的方法论成为其工具库中的王牌。

科学之于中国是舶来品，凭借兼容并蓄的民族精神，中国人很好地学习了科学，改造了社会，重回世界文明之队列。在学习和传播科学心理学的事业中，老一辈中国心理学家做得非常出色，让中国心理学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此段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是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后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发展的历史。

李：我们都看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为心理学工作者，还有必要去找寻心理学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渊源吗？

杨：若以现代心理学学科的体系为规来看，古代乃至中世纪以往，中国和西方都没有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以古希腊文明为本原，当代科学心理学可溯源到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与灵魂的解释。在近代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明有过同样的思考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有着未曾中断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的策源地之一。[2]对于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正如潘菽先生所言：“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心理学的光辉见解的整理和阐述，这是建立我国心理学体系的一项必要的研究工作。”[3]

李：您在自己的学术表达中，曾数次提及所做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杨：我们做中国古代心理学的历史研究，宁称其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而非“中国古代心理学史”，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无论东西方，近代之前都没有科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领域与研究主题、概念与术语结构、成果与学术组织。我们自然是无法以心理学学科发展的视角去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心理学智慧。然而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4]。璀璨的中华文明中，那些曾推动着政治、经济、军事、艺术取得举世成就的思想，泽被后世的中国人，也惠及外族的开化与进步。中华文明的古代思想，是人类文明史的宝藏，作为中国心理学的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从中汲取学科发展的智慧与力量。故而，我们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整理者。

其二，中国古代思想史浩如烟海，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并无能力也绝无必要将其全部内容进行梳理，而要以心理为实质，以心理学的问题为导向，去整理其中的“心理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少有关于心理学的集中和直接论述，其心理思想，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历史典籍，若不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对其进行整理，很容易陷入哲学还原论的泥泽，丢失了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李：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何会蕴藏如此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是我们文化发展历程的必然。近代西方文化着力解决的是人类文化的第一问题，亦即物质文明之创建，故而在这种文化中，社会关系的第一层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认识、征服与利用自然成了首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不然，在两千余年漫长的子学与经学时代，我们的文化宛若一个早熟的少年，在未达成对自然的充分认知与利用之前，便走上了人类文化的第二条道路，用尽全力去阐释人与人的关系。[5]这种早熟且历久不变的文化，对于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理解作为个体和社会结构的人，是特别有利的。此外，封建伊始，中国社会就消灭了神权和宗教，士人阶层无论哪家哪派，无一不将对人性的理解作为其思想的根本，这些理解不仅有哲学人文的视角，也有心理学的视角，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宝库。将人与人性放在首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西方文化直到近代才涌现出与之暗合的人本主义思潮。

李：挖掘与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做过的一些研究？

杨：做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一定要抓住心理实质这条主线。心理现象与心理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其内隐的过程，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明确的边界。按照现代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惯常划分为知情意三大过程。以认知过程为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于人类认知过程的本质也有过深入的探讨，这里以我们曾做过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在《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中提出了著名的“格物致知”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大学章句》传五章）。此学说虽有唯心主义之嫌，却也明确地区分出了认识过程的主体与客体。朱熹还详细地探讨了“知觉”这一认识过程，将“知之端”（知觉的初始阶段）称为“见闻之知”。所谓见闻之知，包括“耳之有闻”“目之有见”，这里精确地定义了知觉的感官感受过程。朱熹认为见闻之知，“只见得表，不见得里，只见得粗，不见得精”（《朱子语类》卷十五），即“知”的过程更依赖于客体及其感官过程，“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是自心中有所觉悟”（《朱子语类》卷五十八），朱熹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觉”与“知”两个不同的过程与功能，他认为“觉”的过程是在知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整体的认识，更具有主观性。[6]朱熹对知觉过程的论述与当代认知心理学对知觉的定义几近相同，其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丰富了古代思想家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理解。

二、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相关问题

与思考

李：感谢杨老师为我们解答了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为本领域的专家，您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杨：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归为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范畴，即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有哪些内容。

学界的先驱们都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潘菽先生曾将其归为八种范畴，分别是：人贵论，确立“人为万物之灵”的地位；天人论，基于天人关系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观点；形神论，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习性论，探讨心理的先天与后天关系问题；知行论，着重说明认知和实践的关系；情二端论，从两级性出发探讨情绪情感的分类问题；节欲论，在承认欲求天然合理的基础上主张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是重要的心理动力学思想；唯物论的认识论，涵盖了大量关于人类认识活动本质的唯物论观点。[7]潘菽先生的观点非常精妙，对我自己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启发。其他学者的观点还包括燕国材的八对范畴学说（形与神、心与物、知与虑、藏与壹、情与欲、志与意、智与能、质与性）[8]、高觉敷先生的五对范畴学说（天人、人禽、形神、性习和知行）[9]。

李：关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范畴，您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

以上观点各有精辟之处，但仍需要一个体系将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能按照学者的个人意愿和偏好，而应遵循学科自身的原则。我和我的学生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结出建立中国古代心理思想范畴体系的五项原则：第一是规范性原则，要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框架为参照；第二是系统性原则，古代心理思想的范畴需要从整体出发，以一个基本概念为引领，各范畴之间需要明确的逻辑关系构建；第三是延续性原则，凝聚出的范畴在时间上不能中断，需要保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第四是独特性原则，古代心理思想需要保持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以哲学和文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性，与西方心理学范畴相对应的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第五是现实性原则，古为今用，从当前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让古代心理思想焕发出时代的活力。

基于以上原则，我们构建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的范畴体系，抛砖引玉，为同仁们的后续工作做一些铺垫。在此体系中，传统思想中的天人观是其元点，天人合一是其终极命题，由此展开关于探讨自然世界的天道学说以及探讨人类社会的人性学说，后者以人贵论为典型代表，是古代心理思想的元范畴。在此之下，生发出三组亚范畴。第一组亚范畴是关于心理实质的三对关系，分别是探讨生理与心理关系的形神论，代表理论为脑髓说；探讨心理的客观与主观关系的心物说，代表理论为精合感应说；探讨心理的先天与后天关系的习性说，代表理论为习与性成说。第二组亚范畴聚焦于心理过程的三对关系，分别是探讨认知与行为关系的知行论，代表理论为知行合一说；探讨情绪与心理动力关系的情欲论，代表理论为情二端论与节欲论；探讨执行功能与意志过程关系的志意论，代表理论为志功说。第三组亚范畴主要探讨性情、智能两个方面与才的关系，并衍生出诸多对关系，如知与智、德与才等。[10]当然，这个三级范畴体系中的概念树，未必就是古代心理思想的全貌，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概念和内容能够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从而丰富和完善我们对古代心理思想的整体理解。

李：您曾反复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一定要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作为参照，这一原则为何如此重要？

杨：首先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这个原则并非我一人之意，而是早在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之初，共同工作的同仁们就已达成的共识。用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作为参照来阐释古代心理思想，这是做科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方法，是保证科学研究之科学性的要求。

再者，我认为，我们是在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人做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自己理解中国人心理的传统性从何而来，以及这种传统性能否、为何以及如何在未来保持活力，继续造福未来的中国社会和未来的中国人。弄清楚主次和利害关系，就能明白工作所需遵循的路线和原则。用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去解读传统性，在我们这个学科就是用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体系去阐释古代心理思想，如此而为，在保证了研究结论和成果能够被最为广泛地理解和传播，服务于社会建设的同时，也能够提升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对话能力，继续推动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正因如此，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不仅需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还应当对当代心理学的进展和前沿保持敏感，最大程度地做到心理学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话。

李：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体系为参照，是不是指我们需要用中国古代的心理思想来印证现代心理学的理论？

杨：并非如此。我们做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既要避免哲学的还原论陷阱，保证研究围绕心理实质展开，也要避免用古人的观点证明现代理论的循环论证陷阱。相反，我们要力求做到挖掘与提炼的古代心理思想的独立性，避免古今思想的牵强附会。我个人更认可诠释与转换这一说法。所谓诠释，是指要突破时空的局限，用现代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和阐述发生在古代中国的知识事件、知识材料和知识内涵，要让文献和史实中的心理学思想能够被今天的中国人准确地理解和传播；所谓转换，是指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区分出古代心理思想中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成分，心理学和非心理学的成分，特别是要提炼出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成分，让古人的智慧转换出时代的价值。

这里以我们曾做过的一个研究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解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我们都耳熟能详，马斯洛围绕个体的价值主张，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哲学论出发，搭建了人类需要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在马斯洛的理论中，人类行为的动力，主要以需要为概念展现，是以个体的自我发展和完美化为最高追求，在此之前，需要的主张是一个从物质（主要体现为生物性需要）向精神（主要体现为社会性需要）转移和过渡的过程，这种看似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主张，却充满了神学和宗教的意味，因为马斯洛所反复强调的自我实现，最终的归宿并非个体在现实社会中价值的达成，因为现实价值的标准是客观的。相反，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是主观的，个体价值实现的彼岸是灵魂安息的神性达成。显然，完全照搬马斯洛的理论来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牵强附会不说，更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我们审视古代思想家的著述，对于人类需要的论述，并没有从个体价值出发的传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概念，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展开了对于需要的思考。儒家学说追求人与人在精神层面的绝对平等，所谓一视同仁，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这种精神层面的需要，绝对不能简单地套用马斯洛所谓“爱与归属”。儒学的精神追求是以天下之任为任，以个体的社会价值实现为最高目标，显然有别于西方个体主义心理学，又有别于以宗教和神学为基石的西方心理动力理论，这种将个体价值的实现投射到社会历史背景的视角，超越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概念。[11]

除儒学之外，中国古代的其他思想家也对心理需求有过集中的论述。道家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作为心理需要的核心论断，他们首先承认人类生理与物质需要的现实性，“夫天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12]。再指出人性的终极目标在于与道同体，在精神上顺应作为主观存在的自然，而实现的路径则是内圣外王，即摒弃客观存在的物质与生理欲望，在精神上追求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一致。儒学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以仁为终极追求的心理需要的发展路径，将内圣阐释为以道德伦理压制物欲的道德内化过程，达成至善之境；将外王阐述为以天下之任扩展个人人生价值的社会实践过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总体来说，道家与儒学在心理需要的物质与精神对立关系中，更看重后者，这种观点不仅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意识能动性的科学认识，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创建先进文明的重要理论基石。

古代墨家学说的义利观在理解需要的物质与精神属性方面则更显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墨家学说中，义即是利，这是明确地坚持物质与精神需要的统一性，是既有别于道德主义又不同于功利主义的认识。墨家认为，实现义利统一的手段和过程则是“兼爱”。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墨家学说将个人欲望的私利扩展为公共利益的公利，从而解决了个人的物质需要与道德所推崇的精神需要的对立与矛盾。墨家的义利观对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于人类心理需要的认识是高远的，不仅有对于需要内涵的丰富认识，也有对于需要结构与层次、冲突与发展的深刻理解。各门各派的共性在于重视心理需要的社会价值体现，这种有别于西方心理学重视心理需要的个人价值体现的观点，在全球格局巨变的形势下，不单单能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自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也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

李：心理治疗在今天的心理学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大领域，中国古代也有与之相关的思想与方法吗？

杨：心理治疗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无论东西方的古代文明，都孕育出了独特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致于有疾。”[13]我生于中医药世家，受父辈的影响，对传统中医有着特别的眷爱。我和我的学生们曾于中国古代医典中搜集了六百多个心理治疗的案例，梳理总结了其中丰富的心理治疗理论，包括以下四点。[14]

其一是内外统一的整体观。《素问·灵兰秘典论》曾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青囊秘录》则说：“善医者先医其心，……若夫以树木之枝皮，花草之根粟，医人疾病，斯为下矣。”中医学在实践中认识到了人体生物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同时也认识到了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故而力求做到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并重。

其二是神形相即的身心观。荀况说“形俱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荀子·天论》)，南北朝的范缜在荀况“形具而神生”观点基础上，提出了“神形相即”的身心观，此观点成为后世中医学诊疗方法的基础理论。孙思邈的五脏藏神说可谓是此观点在医学中的直接应用，他认为心主神、肾主精、肝主魂、肺主魄、脾主意，阐述了精神活动所依附的生理结构，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医心身医学的指导思想。《青囊秘录》曾记“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这种以心理治疗为上、药物治疗为下的心身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生物医学模式，对现代医学实践尤具指导价值。

其三是“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孙思邈曾言，“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说的是自古以来，中医都以从社会因素出发的治疗为上策，其次是从心理因素出发，末了才是从生物因素出发，这种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自上而下的医学模式，在方法论上就有别于18世纪诞生于西方的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将医疗的手段与技术聚焦在生物因素上，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生物机制的紊乱，在疾病控制与预防领域确实颇具贡献。但这种将社会心理因素与人的生物构造与功能割裂开来的做法局限性也日益明显。而以心理和社会因素为重，全面系统地理解人类健康问题的中国传统医学思想，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心理-社会-生物医学”模式，是不谋而合的。

其四是“标本相得”的医患模式。与现代西方以医生为中心的医患模式不同，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强调“标本相得”的医患关系，认为医患关系对疾病的作用更甚于药物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曾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意思是说患者是治疗的主要因素，医生应以患者为本，依照患者的心身特点辨证施药，制服疾病。这种标本相得的治疗思想，与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人本主义流派高度暗合。

三、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看中国心

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然过去了百余年，作为躬耕于此领域的专家，您能否为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总结一下这期间取得的成就。

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组织、从零星到系统发展的过程。近代中国新学开设以来，对古代心理思想的研究已散见于学界，代表性的有梁启超受中华心理学会邀请在1923年所做的演讲《佛教心理学浅侧》，他将近代西方心理学与佛教东传在中国形成的心识观念进行了比较，算是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的启蒙。这一时期的工作，民族独立的诉求是主要动力支撑。新中国成立之初，古代心理思想研究工作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初步形成系统，涌现出了一批以儒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只是因为“文革”的冲击，学科的建立被按下了历史的暂停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以潘菽和高觉敷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深刻认识到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很可贵的宝藏。我国的心理学者不能数典忘祖，必须好好挖掘这个宝藏，一以整理这份大量而可珍贵的先人遗产，一以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科学心理学而大可以从其中取材”[15]。时值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的需求，特别是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先生们的号召下，“文革”时期被迫中断工作的心理学家们齐聚一堂，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那段时期，我对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有过长期的思考和一定的积淀，恰逢1980年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在重庆召开，我在会上提出了编撰出版一部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论文集的建议，这一建议不出意外地得到了学界前辈们的首肯。经过三年的努力，由潘菽和高觉敷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顺利地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书收录了近现代以来二十五篇以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另外还索引了百余篇相关论文。论文集的出版和发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也鼓励和指引了有志于此领域的年轻学者。这部书的出版向学界和社会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心理学在中国是有根的，今天的中国心理学人，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中国心理学寻根问祖。

此后，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当时教育部发文组织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编写组，希望有一部能够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心理学史的教材，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教材编写组有幸邀请到了潘菽先生作为顾问，高觉敷先生作为主编，我和上海师范大学的燕国材教授作为副主编，在招募编写人员的时候真可谓是一呼百应，前前后后有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者加入教材的编写工作中。高觉敷先生为此事调我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一个学期，在他的指导下负责起草本书的大纲，这也为后来我调任南京师范大学继承高老的衣钵埋下了伏笔。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用分期史的方式，将中国心理学史划分为先秦、秦汉至唐、宋明清以及近现代四个时期，采用现代心理学概念为框架，用批判而非诠释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了前后两千五百余年的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和近现代心理学史。编写组历时五年完成了浩繁的工作，成书在1985年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首部中国心理学史的高等学校教材，奠定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里程碑。这部教材的开创性，不仅仅体现在它集成了近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共同智慧和努力，同时也体现在它宣告心理学中国化进程的成功开启。国际心理学界对此也持赞赏和欢迎的态度，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心理学史分会前主席布罗采克（Josef Brozek）曾赞誉道：“像这样的科研项目在世界文献中还没有先例。”

在此之后，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建设正式进入了正轨，多所高校先后开设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大学心理学史课堂中也一改言必称希腊、称西方的惯例，开始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心理学在中国的孕育和发展历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会等全国和地方学术性组织也陆续成立。学者们除了继续躬耕于研究，陆续地形成中文的研究成果之外，也开始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我自己也曾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北美西安大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展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讲学。在向海外心理学家介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所逢正当时，在中国重回世界民族之林的时期，作为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学者，同仁们的努力获得世界心理学界的认可和赞赏，这是何其的不易，也是何其的自豪！

李：在您的论述中曾反复提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命题，请您谈一谈这项工作与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

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一个很好的典范，当然也是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项工作形神已备，羽翼未丰。我们的研究，材料是历史的中国，面向着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解决的是中国的时代问题，从研究命题、方法论、理论体系到学术传播，都由中国学者主导，其历程是一个自觉自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

20世纪末，我曾主持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认识到，心理学的中国化任务，就是要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这样的论断，与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从信念到行动，都在践行着这一使命。当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自主知识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不会因为某个研究问题的解决而终止，也不会随着某一批研究者的退隐而终结。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心理学开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序幕，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投入，发现越来越多具有时代特征与现实价值的研究问题，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这一代心理学家，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奠立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但这一事业本身是没有终点的，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投入进来，共创伟业。

李：感谢您对后辈的期许。作为年轻学者，非常希望您能从自己的研究经历出发为我们指点迷津，您认为做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做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研究，是所有中国心理学研究者的自觉与自信，在我们那个时代，以潘菽先生为代表的心理学前辈称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16]，在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人心理学家圈子里，他们把这个事情叫作“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17]。无论措辞如何，我认为工作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2000年，我在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委会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大力推进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的主题报告，详细地回顾了这一段学术历史，也号召更多的心理学同仁为这一事业贡献力量。今天，党和政府将我们的事业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命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赋予了这项事业更为高远的时代价值和政治立意。回顾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自感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我就以我自己的经验谈一谈做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的要领。

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方法论的问题。早年间潘菽先生等前辈在指导我工作的时候，就将方法论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他一直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应当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指导，我自己也铭记于心，将其奉为研究工作的第一准则。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中去，就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下面两对关系。

第一是要正确认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关系。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重性，我们要认识到理论研究所具有的宏观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扩展认识问题的宽度与深度，也要认识到以实验法为主要方法的实证研究对理论形成所贡献的科学性。

第二是要正确认识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关系。心理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是心理科学发展的生命力，脱离了社会实践的科学研究，无异于无水之鱼、无本之木。中国社会经过百年奋斗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发展环境的复杂化和发展任务的全面化需要系统的多学科视角，历史和时代的使命对中国心理学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作为心理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把心理学的研究聚焦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聚焦在人民群众利益的核心问题上，这样的研究才会具有时代的生命力。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用经得起考验的方法构建出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把理论应用到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去，再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和修正理论，以社会发展问题解决的质量为规，推动理论水平的持续提升，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层层推进、可持续的心理学研究体系。

李：您一直主张推动心理学的应用与普及，这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杨：就我自己而言，推动心理学应用与普及的工作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伊始，社会经济开启全面快速发展的势头，对心理学应用的需求猛增。在长期的教育科研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心理学应用对学科发展的巨大价值，于是开始着手推动这一工作。最初的行动是围绕重建现代心理技术学新体系展开的。在心理学界同仁的肯定和社会实业部门的支持下，我在江西师范大学组织建立了心理技术应用研究所，开始招收心理技术学方向的研究生，直至我调往南京师范大学。其间我培养的研究生很好地把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应用到了各项社会事业中，有的学生担任了飞机场的总经理，有的学生开办了心理咨询治疗机构，还有的学生在机关部门主持人事工作。在担任《心理学探新》主编期间，我组织了心理技术学的专题，集中发表了一批以心理学技术前沿应用为主题的高质量研究论文。世纪之交，在我的倡议下，开明出版社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主办了《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并邀请我担任顾问，时至今日，这本杂志仍然是发表心理技术学领域高质量研究论文的重要期刊。

李：您如何看待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性与现代性问题？

杨：因为长期从事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我深感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之厚重，尤其希望将历史给予我们的财富转化为今天事业动力，我始终坚信古为今用是中国的心理学者必须肩负的使命。今天的中国胜于历史的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今天的中国也是历史发展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发展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塑造了今天的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也包括心理学界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不经批判地学习和接受了西方心理学的方法与内容，让我们的学术和实际工作偏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出现了在文化上水土不服的诸多问题。重拾历史之镜，目的在于让接受过科学洗礼的心理学家能够与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话，用历史的标尺重新校准自己的研究方向，以此焕发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生命力。

我们不是古典主义者，回顾与研究历史，并非是为了仿古、复古；相反，面向的是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未来，我们要弄清楚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智慧根源何在，以及这种智慧又是如何延续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只有记得住自己的来路，才会看清楚自己的去路。古为今用，一直是做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核心价值诉求，在这一点上，我和诸多心理学同仁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18]

李：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与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两者间的关系问题。

杨：我们一直相信，心理学是有国别的。世界心理学不能没有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和产出背景的心理学知识，正如世界文明不能没有华夏文明一样。做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不仅仅是服务于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是世界心理学知识创新和谱系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要对自己的研究有清楚的自识和充分的自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对所有理解和接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心理学研究开放，也对所有有助于推动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开放。在我看来，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与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并不矛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回顾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从幕后到台前，所形成的学科知识，充分彰显了我们对民族和文化的深刻热爱，帮助中国心理学寻回了学术自信。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心理学人，有幸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不仅让我们从物质上告别了羸弱，也让我们在精神上完成了文化回归和文化认同。我们唯有不忘心理学服务祖国和人民的初心，产出更多富有时代精神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才能不负这个时代，不负为我们开拓出广大天地的心理学先辈。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座右铭勉励我们事业的后进同仁：

志坚当高远不断进取，情真贵久深始终如一。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1期97-106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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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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